转载自：中国科学杂志社

■ 焦念志 陈发虎 侯增谦

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新冠（COVID-19）疫情危机引起了世界对人类未来的思考。这次疫情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如果说我们对这场危机毫无准备的话，那么，下一场危机是什么？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焦念志、陈发虎、侯增谦等人于2020年8月在Science Bulletin在线发表的“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in a post-COVID-19 era”一文给出了答案：气候变化——另一种更严重的全球危机。

无独有偶，在8月份，曾经预言了这次疫情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说，“到2060年，气候变化可能和新冠疫情一样致命；到2100年，它的致命性可能是新冠疫情的5倍。而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相当于每十年就有一次新冠疫情”。虽然比尔·盖茨再次发出了惊人的预言，但他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委，而焦念志等人在此之前的文章给出了答案。

COVID-19疫情是气候变化危机的一个缩影

新冠病毒很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在生理上，病毒可以通过突变，逐渐失去其致命性，正像许多今天存在的流感病毒一样。在社会层面上，自我隔离和加大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将通过人们的心理暗示影响社会行为。两者都对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有着微妙而根本的影响。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也有类似的影响。如果你把热带地区的生活方式与寒带地区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地得出这个结论。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有很多实例，比如，温度升高可以为某些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如疟疾和登革热；温度的突然波动会导致流感爆发。此外，气候变化会导致生境改变，迫使动物迁徙，导致动物之间病原体溢出和传播到人体的机会增加。全球变暖必将导致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例如冰川冻土的融化，滑坡泥石流引起灾害加剧，也会导致尘封在地球深部的病毒释放到人类生存环境中，引起找不到源头的疫情暴发。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人们对其效应的感知远没有受到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冲击，觉得它似乎离人们很远。其实，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累积的、而且是不可逆的。一旦达到阈值或者多种因素叠加，也会突发状况，而且后果惊人，并超出人类的控制能力范围（下图）。到了那时，每个人都必须忍受意想不到的痛苦，没有人能逃脱。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大家同在一个世界。不幸的是，人们可能会忽视气候变化，无论它将来可能是多么严重，只是因为现在看不到和感觉不到。但问题是，当你感觉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事实上，这次新冠疫情就是气候变化的缩影，只不过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将比疫情在时空尺度上大得多。所以，在当人们从新冠疫情中走出的时候，就应该进一步居安思危。这将有利于把气候变化危机根植于人们心中，将这项长期斗争放在当前日程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

流行病危机（a）与气候变化危机（b）影响的对比

对疫情的反应衬托了对气候变化的共识

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和砍伐森林，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显著增加，加剧了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系统超常演替、生态灾害频发，进而影响和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灾难还没有到来的话，气候变化的地区性灾难则随处可见。就在本文撰稿的时候美国暴风与洪水影响了好几个州，而接踵而来的是影响更大的印度洋超强台风“Amphan”：超17级，20年来最强，风圈覆盖2亿人。这类灾害绝非偶然，如果我们放眼地球，就会看到气候变化各种深远影响，甚至整体地表景观和生存环境。例如，气候条件可以在地球同一纬度创造完全不同的生境，可以是湿润的沃土(如中国江南)、也可以是干旱的沙漠(如北非的撒哈拉、南非的纳米比亚沙漠）。如果我们进一步回看地球生命史，就会发现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如此渺小！我们不应该试图改变她，相反，我们应该保护她，尽可能地适应她。这次疫情危机和气候危机都突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局限性，这都提醒我们：人类世可能危及我们自己的可持续性。这一点看来已经有了共识，正如195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所表明的那样，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在全球共识中创造了历史纪录。

为了缓解气候变化，个人和政府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实践中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截至2020年4月，在这次疫情中，CO2总排放量相对2019年下降了17%，如果按日均排放量计算在下降了26%。各国大气污染明显改善，比如，美国东北部污染减少30%、威尼斯再现久违的自然水城美景、印度城市30年来首次看到喜马拉雅山。然而，这种“因祸得福”好景不长。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排放下降、紧接着2009年排放量反而增加了5%。新冠疫情后恢复经济过程中CO2排放的反弹几乎没有悬念。尽管人们都明白目前稳定全球温度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零，但短期内达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一种补偿方案是储碳增汇，即把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出放到无害的地方封存。这方面，文献中报道了很多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海洋碳汇。海洋是地表最大的碳库，在地球历史上调节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近关于微生物碳泵储碳机制的认识，使近海生态系统操纵增汇成为可能，特别是在沿海水域和海洋水产养殖环境。总之，在尽可能减排的同时，想方设法增汇是富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纵观全球局势，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一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并主动应对挑战。在2018年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后，中国遵守了巴黎协议的承诺，并承担了大国责任。事实上，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 “地球宪章”）以及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中国参加了所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国际会议。1996年，可持续发展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中国应把握当前窗口期，以科技合作为突破口，扩大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范围。尽管美国政府退出了巴黎协议，但美国科学家和学者清醒地意识到碳汇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工程和医学科学院联合发表了负排放技术和可靠封存的文件，表明了基于科学的国际共识，也为国际合作奠定了前提。中国的“新基建”特别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城市、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的规划预计将有利于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可望成为 “绿色”经济复苏的范例。

总之，气候变化是最有国际共识的有限领域之一，是最适合于科学/技术合作领域之一，是全球治理的有力抓手。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危机的有效战略必将是国际合作、基于长期规划的国家政策和全球公众意识的结合，而不是某些国家的经济驱动下的政府行为和市场刺激。如此，才能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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