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19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 Advances邀请该刊的三位科学家编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Shahid Naeem教授、中国维多利亚老品牌vic3308吕永龙教授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Jeremy Jackson教授，于12月7日联合发表社论文章“遏制万物生灵走向毁灭”（Curtailing the Collapse of the Living World）。

该文指出，当前从大规模物种灭绝到新发疾病再到物种入侵，人为导致的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气候变化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人为全球变化涉及的诸多方面中，最关键、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生物多样性丧失。

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有很多，但是缺乏强力的政治意愿来推进实施。相比之下，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扭转这一趋势，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削弱和破坏地球上所有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包括气候系统的稳定。然而，迄今为止，十年尺度上的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协议大都以失败告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将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最终敲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其目标是到2030年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在2050年扭转这一趋势。面对即将达到100亿人口的自然资源需求压力，地球上的陆地、海洋和淡水系统正逐步走向崩溃，因此2020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只能成功。

COP15第二阶段会议由于疫情原因从昆明迁至蒙特利尔举办，社会各界对此次会议寄予厚望，认为此次会议有可能扭转目前世界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颓势。这种观点看似天真，但是我们仍有理由对此次大会持乐观态度。首先，全面的科学证据表明，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最终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息息相关。例如，30年的全球变化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提升许多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规模和韧性，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一个巨大的碳库，用以封存和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其次，全球变化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已经确定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几个主要驱动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海洋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上述研究结果可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明确的指导。

另一个乐观的原因源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它揭示了人类作为生物多样性威胁者和守护者的双重身份。Amanda Bates和300多位学者总结提出：COVID-19大流行导致全球人类活动减少57%，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停滞期”。他们的研究证实了交通、工业噪音、污染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的减少有利于世界各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但是同时，人类在物种和栖息地的保护、保持和恢复等方面活动减少，非法狩猎、过度捕捞和栖息地退化没有得到遏制，对生物多样性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不能只是减少人类活动的压力，还需要加强在研究、修复和保护上的投入。

最后值得乐观的理由是：“30×30目标”越来越受欢迎。尽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进行了十年的努力，但“2020爱知目标”基本没有实现。其中，目标11旨在保护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栖息地，这是一个适中的保护目标，但由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而未能实现。但是，越来越多的（已有63个）国家承诺支持“30×30目标” 。

同时文章也指出，看似乐观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能否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折点仍面临重大挑战。例如，“30×30目标”仍需顾及对陆地或海洋资源高度依赖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并且需要具有完善的、有针对性的、高精度的实施和管理策略。另一个挑战涉及融资机制，由于许多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位于低收入经济体，能否制定长期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落实至关重要。最后，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为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受到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海上交通的严重威胁，因此COP 15应将海洋保护作为优先事项。

科学界一直并将持续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为推进其全球议程提供科学数据、知识框架、预测模型、专家意见、共识文件、监测指标和评价体系。期待在蒙特利尔召开的COP15大会能够成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转折点。现在和未来，科学和科学界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但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迎接挑战。

文章链接：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f9317